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纽约华人悲情故事:中国城最忙碌的是殡仪馆,运尸工成热门兼职

原标题:纽约华人悲情故事:中国城最忙碌的是殡仪馆,运尸工成热门兼职

摘要:作为纽约最大的华人殡葬公司的下属企业,五福殡仪馆是许多华人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。五十多年里,这里见证了太多的生生死死,“不幸被石块砸中”、“被火烧死”、“在卡拉OK被枪杀”、“抑郁自杀”,大概一个月能碰到一起这样的意外死亡。平常的日子里,这里每天需要服务两至三位逝者。现在,疫情令这家殡仪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。

文|陈柯芯

编辑|龚龙飞

位于纽约城区周边的一处墓地。图源视觉中国。

在中国疫情渐渐平稳时,大洋彼岸的美国进入了下半场。5月24日,《纽约时报》的头版标题是:美国死亡人数接近10万,损失无法计算。一整版被1000名新冠肺炎感染致死者的名字覆盖,此外,没有其他新闻。

美国成为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,纽约又是全美的重灾区,死亡和确诊人数都占到了三分之一。

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一片死寂,商铺都早早地关门了,这座热情开放的城市换了面容,人们回到家里,等待疫情结束。许多行业停滞,殡仪馆却变得忙碌起来。五福殡仪馆,长期以来为纽约的华人服务,最近,他们每天要面对以往一周的服务单量——超过10具遗体。但是,不再有许多人簇拥着来吊唁、开追悼会。殡仪馆里很安静,仪式从简,少有哀乐甚至哭泣声。

在这场疫情的大流行中,不幸的人们进入了生命的快车道,草草离去,其中也包括华人。多年前,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纽约,期望在这座城市建立事业,挣到大把美金,住进大别墅,最后荣归故里,享受天伦之乐。事实上,他们去世的时候,有的家人远隔重洋,没能见上最后一面;有的去世后几天才被发现,还有的,被当作无主尸体葬入了没有公共交通的哈特岛(Hart Island)。

突然忙碌起来

五福是纽约最大的一家华人殡仪馆。一周前,陈键榕刚去过这里。推门进去的时候,他被吓了一跳,“门口密密麻麻全贴着纸”。

纽约的华人殡仪馆有个规矩,火化前,逝者的名字会用白纸打印出来,张贴在门口的玻璃上——一般来说,这上面只贴有两三张纸,疫情暴发后,每天都是满满当当的12张。

五福殡仪馆的玻璃门。陈颖敏供图

在纽约,最大的华人殡葬公司要属全福殡葬集团,五福殡仪馆是该集团的下属企业,这是当地许多华人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。五十多年里,这里见证了太多的生生死死,“不幸被石块砸中”、“被火烧死”、“在卡拉OK被枪杀”、“抑郁自杀”,大概一个月能碰到一起这样的意外死亡。平常的日子里,这里每天需要服务两至三位逝者。现在,疫情令纽约身陷重围,这家殡仪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时期。

五月初的一个晚上,我打电话给五福殡仪馆,美东时间是下午一两点,直到第五个电话才被接起,对方语气焦急,“我们最近一个月都要忙死了,真的,五分钟都没有,一直在接待客户,老板娘都亲自上阵了,葬礼已经排到了两个月之后”。

另一家分店的员工给了我全福集团“老板娘”麦洁明的电话。她是一位传奇华人女性,1985年老公退休,她接过殡葬生意时,还不到30岁,曾经是香港歌星的她“什么都不懂,只好硬着头皮与死人打交道”,她曾经对《世界周刊》的记者说。她的丈夫是曾经香港警界四大名探之一的陈志超,是电影《一代枭雄之三支旗》里的人物原型,即便到了纽约,她丈夫依然是唐人街上“不一般的人物”。

“麦洁明是个女强人,很强的那种”,她多年的好友陈键榕跟我说,“麦洁明注定要做这个行业的,她有杀气啊,震得住气场。”

从美东时间的早上到晚上,我定了闹钟,每隔一个小时给她打一次电话,但是从来没有接通过,给语音信箱留言,发手机短信和邮件,都石沉大海。但问起在唐人街生活过的人,关于她的故事流传甚广。

我辗转联系到麦洁明的女儿陈颖敏,在全福殡葬集团官网的员工介绍里,她是“女化妆师”,这在华人中相当少见。实际上,她在取得殡仪执照师的资格后,十年没有踏足殡仪行业。疫情之下,母女俩在事业上达成了协作,“我想帮助妈妈,因为疫情大流行以来,她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无休止地工作”,殡仪馆的同事告诉她,有一天他们服务了14位逝者,“这是以前一周的人数”。

“简直是一场噩梦”

疫情期间,陈颖敏在殡仪馆负责接电话,比起为遗体化妆,这份活儿似乎轻松许多,但陈颖敏觉得这“是个挑战”。

大部分悲伤的消息都从电话里传来:西海岸的子女打电话过来说,妈妈在东海岸的纽约去世了,但因为外出禁令,他们没能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;另一位母亲察觉到身体不舒服,让儿子报警并叫来救护车,因为疫情原因,家庭成员不允许跟车或进入医院照看,一周后,儿子接到医院通知,母亲走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,陈颖敏有信心,“很多殡仪馆只提供预约服务,但我们全天候待命,电话24小时有人值守,节假日和周末都不休息,而且我们有自己的停尸房、冷库和防腐室,我们能为他们安排一切”。

图为冷冻尸体的车。疫情期间,太平间早已满员,多名纽约华人表示,他们在医院门口同时能看到三四辆这样的车。受访者供图

连续接了几天电话之后,她逐渐觉得无法承受这种悲痛,“一切都太疯狂了”,太多人因为新冠肺炎去世,而他们的家人无法见上最后一面。每个人都在向她倾吐悲伤。

陈颖敏连着两天接到同一位女士的电话,前一天告知爸爸去世了,第二天妈妈也走了,“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们,尤其是当我看到大部分人的死因都是因为新冠肺炎,我也快疯了,我们的停尸房已经满了,每天都在举行葬礼”。

连着好几天,她在清晨五六点醒来,然后再也无法入睡,她不再在社交媒体上发美食的图片,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力气再跟妈妈聊天,“我们每一天回到家都筋疲力尽”。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。

“气氛非常紧张,他们都很小心”,殡仪馆里,另一些需要接触逝者遗体的工作人员,他们戴着N95口罩,脸上罩着防护面具,身上穿着防护服,“跟ICU病房里的那些医生是一样的装备”。

在五福殡仪馆北边,20分钟车程的地方,Sachiko Kiyomi在彻夜工作,她把遗体装进尸袋、然后运到冷冻车里。她需要在傍晚六点离开家,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,她和四个孩子平和地谈论这份工作,有时还显得兴奋,“听说你要找运尸工?我就是!我是个单身妈妈,我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养育他们”。她性格开朗,打字速度飞快,经常用哈哈大笑的表情和强烈的标点符号当作信息的结尾。

谈论到某一个工作日时,她换了副语气,那是一个雨夜,“我真的因为悲伤而哭泣”,她和另外两个同事把遗体抬向冷冻车,没固定好的遗体滑了下来,腿直接戳到她的肚子上。当他们好不容易进入冷冻车时,她看到了“忘不了的恐怖场面”:到处都堆满了尸体,他们只能一直往里走,直到冷冻车的最里面,将周围的尸体挪了挪,才勉强腾出块位置,“疫情的大流行简直是一场噩梦”,过程中,她“像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样尖叫”。

疫情带来新的需求。一位从事医疗物资进出口的中国女老板曾接到过一个“心慌”的订单,那是在中国清明节前一晚的十点多,对方向她要10万个尸袋,送到意大利和美国。她和朋友窝在沙发上一个个打电话,找到供应商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,供应商回复说,他早就料到尸袋的销量将增加,专门屯了物资。

戴口罩的人也没有幸免

据《纽约时报》的统计,新冠疫情的暴发,使纽约的死亡人数增长了至少一倍。

通常情况下,遗体会在政府提供的太平间停放数月甚至数年之久,以便亲人来寻找。疫情期间,等待的时间被缩短到两周,如果届时还没有家人来认领,将会当作无主尸体送往纽约附近的哈特岛下葬。

网上流传着哈特岛的无人机拍摄画面——长长的沟渠里,松木制的廉价棺材挨个儿堆放,大约有三四层,它们被掩埋在一起,没有单独的名字或墓碑。在这个不通公共交通的小岛上,逝者将孤寂长眠。

资料图,图文无关,图源视觉中国。

纪录片《一百万个美国梦》里,梳理了哈特岛150年来的历史,岛上曾经建过收容所、戒毒所、监狱、精神病院、疗养院、毒品康复中心……埋葬过死于艾滋病、流感和黄热病的逝者。

这一次,这个长长的名单里,又多了新冠疫情中不幸罹难的孤独灵魂。

4月12日,星期日,罗淑华疯狂地给医院打电话,一直没人接,她心里涌现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她的学弟杜先哲(Jerry Du)独自在美国求学、工作二十多年,家人都远在大洋的这头,他未婚娶,一周前独自入院后,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者。

她每天往杜先哲的病房打电话,“如果联系不到他,我好担心他被莫名其妙地送走,变成无主(尸体)”,罗淑华说话的时候抽泣着,声音哽咽,“这是一场人间的大浩劫,我希望他不要孤单地走,完全没有人知道”。

那天是周日,医生们都忙得不可开交。

辗转联系到护理长后,才得知杜先哲已于当日凌晨逝世。那天是复活节,在西方,这一天象征着重生与希望。

他留给很多同事最后的印象,是戴口罩的样子。三月初,美国疫情还未暴发,他是公司里第一个戴上口罩的人,刘惠洁和他的工位隔着几排,经常听到他催促同事们,“你们怎么都不戴口罩,赶紧戴起来呀”,他建议同事“外出时把头包起来”,还跟另一位同事分享防疫妙招,“回家后,把口罩衣服鞋底用电吹风强档吹风消毒30秒再进门”。

他活得挺惜命的,和杜先哲共事15年的刘惠洁说。杜先哲很珍惜自己的健康,专门放了只小电锅在公司煲汤,香气四溢,“他还常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切水果,边吃边看报纸。他是个注重养生的人,从不吝啬跟我们分享他的养生秘诀:每天要吃五种颜色的水果和五种颜色的豆子。”

即使是这样小心,病毒还是找上了他。几位同事回忆道,三月中旬,他说话的声音不再洪亮,出现了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状,他告诉同事自己感冒了,但“坚持认为普通感冒”,后来有人在街头碰到他,“好像病了,老得像七十多岁的老人”。

很快,杜先哲便消失了。

两个星期里,同事和家人都联系不上他,电话被转接到语音信箱,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4月6日,有人前去登门拜访,来开门的房客说,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,门口的信件槽里快要塞满了,迟迟没等来主人取走它们,上面落了灰。

罗淑华通过侦探才得知他已经在一周前住进了医院,她立即给杜先哲所在的病房打电话,那是7日下午3点多,“Jerry,我是罗淑华,你还好吗?”电话里传来几声有气无力的呢喃,“嗯……嗯……好……我好……”,罗淑华在这头大喊,“Jerry,我在等你哦,你一定要出来,等你出来,我请你去吃饭”,他们并没有约定好去吃什么,入院第八天的杜先哲已经虚弱得无法吐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了。

此后的每一天下午,罗淑华、老家的哥哥、还有一位同事轮流给杜先哲打电话,那头很安静,听不到仪器的滴滴答答,也没有任何人在讲话,甚至连杜先哲的呼吸都感受不到,只能在他断断续续的回应里,通过“声音比较大一点”,猜测他“前三天很兴奋”、“状态还不错”,到了10日和11日,杜先哲的“声音小了一点”,“他可能已经很衰弱了”。

次日,他生前的领导梅建国表示,杜先哲死于新冠病毒引发的心力衰竭。入院前,他做过心脏支架手术,有糖尿病和水肿,呼吸有时比常人急促,去世前医生为他做了心肺复苏术。

资料图,图源视觉中国。

杜先哲的遗体被送往全福殡仪集团在法拉盛的分店,也就是五福殡仪馆,这至少比去往哈特岛要好。他成为最近一个月里,最年轻的一位逝者,他去世前年仅55岁,他本该还有大把时间享受在纽约退休后的悠闲生活。

在社交网站上,他最后一条公开的动态发表于3月14日,转载了一篇名为“新冠肺炎的疫苗也许会在四月被准备好”的文章链接,两个好友在下面评论,“我也希望”和“你还相信他们吗”,杜先哲没有回复。

在纽约,感染新冠病毒的华人正悄悄死去

像杜先哲这样,独自在纽约打拼的华人并不在少数,他尚且有足够的学历和稳定的工作,更多华人面临的是没有合法身份和保险,在餐厅或华人超市做着最基础的工作,一旦身体出现不适,根本负担不起动辄每天一万美金(约合人民币7万)的昂贵医疗费用。

法拉盛第八大道是纽约三大华人聚集地之一,一位华人诊所的医生告诉我,当他在这里出诊时,遇到过一些借高利贷偷渡过来的华人,“他们租住在只有一个床位的廉价旅馆里,拼命打工,女的就想办法找个有合法身份的人嫁了,很惨的”。

疫情面前,他们想买点药以备不时之需,又害怕去医院暴露身份而被遣送回国,这位医生指点他们,“直接去药店买药备着吧,不用额外花100刀(约合人民币700元)来我这挂号了”。

多年前,麦洁明创办了非营利组织“华人善终基金会”,陈键榕是董事之一。就在几天前,他收到微信:一位闽南的同胞患新冠肺炎走了,家人都不在这边,本身家庭也比较困难……“一看到这话我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”,他打电话给麦洁明,请她帮忙协调。

在纽约街头服务的华人善终基金会。受访者供图

出乎意料的是,疫情期间,陈键榕只接到这唯一一宗求助,“比以前少了很多,好像所有事情都暂停了”。取而代之的是,各种小道消息在微信里疯转,谁出现了症状,谁过世了,最后都要加上一句,“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”。

这样的现象得到了许多华人的印证,碍于直系亲属的沉默,他们往往从逝者的旁系亲属处得到这些不幸的消息,然后简单地回复一个“哦”或者“收到”,没有花圈和悼念活动,甚至没有更多的交谈,其生前担任过职务的同乡会、商会、侨协等由宗亲地缘构成的组织,也选择不公开逝世消息。

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格外小心翼翼和脆弱。“确实很避忌、很敏感,毕竟是传染病嘛,大家都很怕,直接低调处理了,容易联想到是不是家人也感染了,然后就不来往了”。

新冠疫情期间,所有事物都在发生改变。正常情况下,亲属会在火化前举行为期两天的纪念仪式,然后选择吉日埋葬,现在,殡仪馆只允许直系亲属前来悼念,少数亲人能跟去墓地,陈颖敏说,墓地一个月之后才有空位了。

资料图,图源视觉中国。

殡仪馆很安静,甚至有些冷清。不再像往常一样,有许多人簇拥着来吊唁、开追悼会。陈颖敏看到同事用微信服务客户,“葬礼变成了无人值守的葬礼,只有殡仪员,然后把所有图片发给家属”,五福殡葬集团的官网显示,他们还可以提供“直播葬礼”的服务。

一位华人的岳父在疫情期间因肺癌复发去世,这是一个有四百多人的大家族,“分散在整个美国”。他们选择省略所有的纪念仪式,直接把遗体运到墓地加棺土葬,“去墓地的只有八个年轻家属,我们都站得非常远,神父戴个口罩,念一段圣经,洒点圣水,再放点花,就赶紧回家了”,他告诉我,他们甚至等不及棺材下葬,离开墓地的时候,棺材还吊在起吊车的架子上。

何时结束未有日期

张国栋来美国24年了,经历了不少灾难。最近的一次是发生在2012年,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飓风来袭,许多房子的地下室被倒灌进水,游泳池成了鱼塘,张国栋的家里停电了,他拿出以前买的发电机撑了两个星期。“但是大伙儿还能出来活动,我们还能上班、能去买菜,小朋友还能上学,你看现在的生活,全部一团糟,整个世界都本末颠倒了”,他想给家里添置几个花盆,再买些钉子和一个电钻,排队排了好久,“以前完全没有这事儿,在美国是第一次”。

“我不想干了”,在纽约长岛开餐馆的牛红已经听到过好几个员工这么讨论。90年代初期,她从天津来美国打拼,然后定居下来,现在两个儿子已经上大学了,“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大灾难,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啊”,她想给餐厅招些新的人,翻开报纸,密密麻麻的全是招聘广告。牛红意识到并不单单只是她遇到了问题,“很多人来美国就是为了赚钱,现在觉得还是跟家人在一起更重要,大家现在都很茫然,不知道这个灾难还要持续多长时间,好几个师傅已经说了,等疫情过了就回大陆去。”

美国已不像当年那么诱人,二三十年前刷盘子能挣2000美刀,现在依然是这个数,而中国的工资已经比二三十年前翻了很多倍,他们不必来一次就赌上整个人生。但一些出来得早的移民已经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,他们没有回头路可走了。

陈键榕就是其中之一,他离开家乡已经43年了。1977年,他先到香港,7年后又来到美国,此后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“什么灾难我都遇到过,但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毕生难忘啊,有时候都觉得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了”。

有一天晚上,陈键榕从法拉盛第八大道开车回家,气温阴冷,不一会儿下起了毛毛雨,雨刷嘎嘎地左右摇摆,陈键榕一个人坐在车里,只能听见雨刷的声音,“这里平时很繁华,那天路上一辆车、一个人都看不到,好像只有我自己”,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感受到了“纽约跟死城一样”。

没人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。

每天早晨,陈颖敏依旧沿着桑树街向南开车,停在36号的位置。一条街之隔的五福殡仪馆和哥伦比亚公园,都处在唐人街的中心地带。正常的日子里,这个公园是华裔老人们聚会的地方,他们围着石桌子坐一圈儿打麻将、打扑克,有时也组个小型乐队唱唱歌,或者带着孙子孙女坐在巨大的草坪上野餐,对呼啸而过的黑色礼仪车和穿着黑西服经过的员工视而不见,现在,这些自在的看客消失了。

在附近上班的刘惠洁每天都要经过这里,“这条街看起来没什么明显的不一样,但走进去会发现这里全是殡仪馆和卖丧葬用品的店,要走出去到对面,才逐渐有餐馆和酒吧”,当地媒体把这里成为“丧葬一条街”,“中国民间出殡时祭奠用的纸幡、纸人、纸车马、纸元宝、纸美元、甚至纸制手机、家电、汽车、楼房和游艇,都可以在这里找寻得到。”

资料图,图源视觉中国。

现在,这里一片寂静,街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,几乎所有店铺都关着门,陈颖敏是出生在纽约的第二代华人,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7年,“从没见过如此空荡荡的唐人街”。殡仪馆,成了唐人街最生机勃勃的部分,陈颖敏说,“医生是第一响应者,但由于死亡人数太多,我们成了最后响应者”。

美国疫情并没有放缓的迹象。上周日,何雨路过时代广场,看到昔日二十四小时不停歇播放的屏幕上,只剩下很少的商业广告,更多是对疫情期间保障行业的感谢。在这个被称为“世界十字路口”的地方,几乎没有什么人在走动了。

出门前,何雨在家里窗台上坐了会儿,她看到一辆救护车飞驰而过,下楼骑了十几分钟车,又与一辆救护车擦身而过,“一直都能听到救护车在响,在纽约,这是非常寻常的声音”。

注:文中刘惠洁为化名。纽约华人音乐家杨飞提供采访了协助,特此鸣谢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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